明永大揚聯合法律事務所

兩岸司法互助取證新探-從大陸地區佛山市臺商遭殺害案之判決談起(五) (范振中:法務通訊2619~2620期)

三、警務情資合作與司法互助取證

本案因證據資料透過兩岸警察機關協商而交換取得，甚至法院對鑑定報告證據能力判別，同透過我方警察機關鑑識人員的意見為斷，顯見兩岸警務合作於該案影響所及，涵蓋調查取證的管道、證據能力，甚至隱性具證明力的評價在內。

現行法院判決對自大陸地區取證的管道，於證據能力的說明，未必強調要透過我國中央司法機關的司法互助途徑；又因透過司法互助調查取證的時效耗費甚久，大陸地區偵查主體為公安機關，兩岸警方所建立的警務管道平台，期間長久而合作穩定，在政策鼓勵警察機關各自發展合作與法院實務支持下，檢察機關於偵查階段司法互助之調查取證，似有逐步遁入警務交換情資方式完成的傾向。

基於行政機關權責相互尊重，以及偵查主體檢察官未必事前迅速掌握情資下，各司法警察機關透過情資交換以取得與大陸的執法合作(含可能的實質調查取證)的「廣度」，已非兩岸司法互助架構得以細密規範。然犯罪情資交換頻繁，因現行涉及犯罪的資訊，偵查機關本應注意資訊保護及使用規定，如：政府資訊公開法、國家機密保護法、檔案法、營業秘密法及其它特別法中之保密規定。因此，兩岸協議對相關資訊保密、用途限制等內容，學理討論有認過於粗糙，對人民自由權利的侵害難以控制，應有進一步細節規範必要[1]；再以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的適用或衝突而論，得否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6條規定而認為現行無具體規範界限的情資交換具有適法性，對法治國原則法律保留要求相符否，仍待深入研議。

跨境執法合作側重治安機關績效(如所謂跨境緝捕電信詐騙案嫌犯的「空中監獄」返臺成果)，甚至現行實務在東南亞區域，或與其他國家的國際合作，都不排除漸由治安警察機關主導。未來是否會造成「強勢的警務跨境合作」取代「弱化的司法跨境合作」，跨境刑案偵辦的「大警察小司法」現象隱然成形，有待持續關注。

我方警界在不同場合，早已提出希望警務合作交換取得資料，可作為證據使用等論述[2]。然因我方相較於大陸地區之證據法則更為先進，有助保障人權與發現真實的刑事訴訟目的達成，應無須因循大陸地區法制的必要。在兩岸協議簽訂之後，至少在取證管道，依正當法律程序要求，自不容便宜行事，須強調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所要求的「關涉人民權利的公權力運作，應該設置合理正當的法定程序」(大法官釋字第610號許玉秀、林子儀、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)，以符合司法互助取證程序的公開、透明、及特別可信性[3]。倘基於取證的便利與時效，並兼顧大陸地區公安為偵查主體的體制，「司法與警務合作的有機結合」，得否研究司法互助取證聯繫平台仍透過司法機關，具體實質證據資料則授權司法警察個別交換協助，或許仍為堅守法理而不失彈性的可研究方向之一。

令人疑慮的，我方是否於兩岸跨境打擊犯罪相關課題的執行，創設「具兩岸特色的跨境警務司法合作」，並衍生上述所稱「大警察小司法」的「擴散效應」(區域性或國際間合作的再複製)，揚棄我國現行「法治國」理念下刑事訴訟運作體制，期待對於正當程序及人權保障的要求，應審慎謹守。